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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一位在世界发明史上神奇的人物，他以罕有的热情和毅力完成了2000多项发明，仅1869～1910年间经正式登记的发明就有1328种。因此，人们称他为“世界发明大王”。

爱迪生从一个只读过3个月小学的失学者成长为“世界发明大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具有勤思好想的习惯和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后人曾评价爱迪生成功的基础是百分之一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是努力奋斗、坚持不懈的结果。

童年时代的爱迪生被老师说成“笨蛋”，被医生说成是“脑子坏了”。爱迪生因此离开了学校。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母亲让爱迪生回到家中，首先表示自己相信他不笨，并用从平常人成长为科学伟人的故事鼓励爱迪生树立求学的信心和志气。然后创造一个开放宽松的学习环境，让他自主学习，大胆想象，自然地步入到自然科学的奇妙世界里去，增强他的求知欲望。这一宽松民主的环境，保护了爱迪生的个性发展，使他勤于思考、爱好实验、敢于创新的特长得以显现。爱迪生成了一生完成2000多项发明的世界神奇人物。

可见，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十分重要。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若是封闭、压制、权威的环境，就必然导致孩子个性的退化、思维能力的刻板、呆滞。

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是成才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爱迪生认识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和才能，认识到在自己所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从事自己特长的事业，才会获得成功。

“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这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因为成才就始于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只有认识了自己，了解到自己的“最佳才能”，才能确定自己有效的成才目标和方向。比如，什么事你能做得最出色？你的激情在哪一方面？你的经历有什么地方能给你特别的洞察力、经验和能力？时代和环境有哪些条件能对你成才产生影响？你的个性最适合哪类工作等等都是你需要了解、认识的方面。

人生的最大财富是自己的才能。在认识自己最佳才能的前提下，能否选准成才目标，能否投入行动并始终如一，是走向成功的关键。

1841年6月28日，清政府下令，将林则徐遣戌新疆伊犁。鸦片战争中，当英军进犯天津海口时，投降派官僚乘机诬陷林则徐，道光帝于1840年10月3日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1841年5月初，又令林则徐以四品卿衔去浙江随营效力。但不久，昏庸的道光帝以奕山诗的广东方面的军事失败归罪为林则徐“废弛营务”，本日下令将其革去四品卿衔，遣戌伊犁。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福州人，出身封建士大夫家庭。嘉庆进士，入翰林院。早年在京师曾参加过《宣南诗社》的活动，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轻世之学。历任监察御史、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任内注重实际调查，革除弊政，兴修水利、整顿盐政、赈济灾荒，以才能优异和作风清廉闻名。1838年底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迭遭打击。在遣戌途中，因大学士王鼎保荐，曾在河南治理黄河缺口，竣工后仍被充军伊犁。在伊犁期间，曾兴办水利，勘垦屯田，推广先进生产技术。1845年后复启用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底病辞返乡，185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病卒于普宁途中。

林则徐不仅是一位热切的爱国者。他一生最光荣的业绩，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其主要功绩在于：

一、厉行禁烟。林则徐早年在江苏巡抚任上，就认真执行清政府禁烟法令，取得初步成效。广总督任上，又在汉口、长沙等地设禁烟局，用自己的薪俸配制戒烟药丸，督率部下收缴烟土烟具，命令吸食者定期戒绝，成效卓著。1838年底辩论黄爵滋的禁烟主张时，道光帝举棋不定。林则徐痛感鸦片流毒中华的危害，上书支持黄爵滋，力主禁烟。他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促使道光帝下禁烟的决心。林则徐遂命赴粤查禁鸦片，成为清朝统治阶级中严禁派的代表和禁烟运动的实际领导者。1839年3月，林则徐到广州，与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烟贩，惩处受贿官吏。他向外商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最后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230多万斤，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给了英国侵略者沉重打击，揭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

二、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积极组织群众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在广州，他逐渐认识到禁烟的艰巨和西方侵略势力的战争威胁，所以大力整顿海防，编练水勇，加强战备。他认为要抵御侵略，不仅要“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而且还应用“民”之“众”去抵“夷”之“强”。因此他敢于公开晓谕和鼓励民众“英夷兵船一进内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在他领导下，多次挫败英军的武装挑衅和进犯。即使在革职留粤期间，仍坚持与侵略者和卖国者琦善的斗争。遣戌途中，还积极研究“恢复之策”、总结抗英经验。在新疆三年，觉察到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临终前几个月，犹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林则徐忧国忧时，不仅反侵略的立场始终如一，而且就其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认识来看，也是极有眼光的。林则徐当之无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三、主张向西方学习。林则徐到广州后的斗争实践，使他迅速摆脱了闭关锁国的传统偏见。他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因而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组织编译《四洲志》，开创了近代研究西方的风气。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他还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原则。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林则徐能“实事求是，不涉时趋”，没有“天朝大国”的虚骄，也不为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化外之民”的陈腐观念氤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第一幅浮雕《虎门销烟》就向后人昭示着林则徐不朽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林则徐的抗英斗争是悲壮的。林则徐的精神和品格，是中华数千年文化优秀传统的体现。但林则徐的个人遭遇却是不幸的，在一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斗争中迭遭打击。这是腐败的政治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下，民族的精英们往往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也是整个民族的大不幸。后人对此，能不深思！

林则徐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则徐集》等。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大事年表

1892年 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春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三名。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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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未实行 1911年冬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夏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

1925年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27年 3月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石政府通缉。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竟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市，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1934年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8年1月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4月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棣之花》。

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

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夏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 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 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1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作《屈原赋今译》。3月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 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 17卷本《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回答者：卡妙kamiu-魔导师十级 12-30 20:22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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